提  要：福州的五帝信仰在清朝传到台湾，同时带去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八将阵头，对台湾的阵头民艺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文用两岸的资料展现这一文化传承现象。
关键词：福州五帝  台湾八家将

        2005年4月1日，《福建日报》城市新闻版发表了“聚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系列报道之五，题为“一种文化原生态，一个民俗活化石，漳州惊现浦南古傩”的文章介绍了不久前漳州市在民族民间文化普查中发现的“奇特、古老的傩”。其实这是记者和一些普查人员的少见多怪。漳州发现的古傩与福州地区持续传承的“塔骨”并无二致，只是漳州没有传承下来，而在福州地区则比比皆是。报道说，厦门大学的学者从《台湾民间信仰小百科》中找到台湾与漳州浦南古傩极为相似的记载：

　　这本资料写道：迎神赛会的热闹队伍之中，除了家将团以及为了热闹、喜气而设的艺阁、阵头，更有一种身高及体型大过人体数倍、以木材雕成头部、竹子编成身体、外着衣服的大神尪仔，也称为大仙尪仔。这种尪仔是主神的部将。它们之所以装扮成巨大、令人望之敬仰或者生畏的大神尪仔，是为了显示神威。人们可将其抬起行进，也可由真人穿入神衣内、伸出手来操纵。⑴

　　早在1979年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编的《福州地方志（简编）》的第十一章“社会习俗”中，已对福州的“塔骨”有专门的介绍：

　　塔骨：塔骨的创造，始自福州，以竹组成骨架，外披以绸缎衣服，手与头部则用木制，雕成各种鬼相，如上面所说的七爷、八爷之类。在塔骨腹部洞穿一孔，以备顶着游行的人向外张望之用。创造的起因，是过去这些神像都是土塑的，不易出游，为了轻便起见而创造的。明代以后形式续有增多，有“保长翁”、“孩儿俤”、“单身哥串”等等塔骨，其面貌逐渐趋于和善。至于“矮八”（即八爷）不能如高大的塔骨在其腹部穿孔，在内顶着之人则从其眼睛中向外辽[瞭]望。此项制造原是迷信的活动而且近于游戏。⑵

　　笔者在台湾纪录片中看到过此种与福州“塔骨”一模一样的 “大神尪仔”。
　　闽台文化中的这种“大神尪仔”、“大傩”和“塔骨”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承关系，是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应去调查研究的事。本文之所以要谈福州五帝信仰的传台问题，实际上也是起始于这篇“漳州惊现浦南古傩”的报道。该报道说：

　　在台湾，这类迎神赛会形式主要有“宋江阵”、“八家将”等。石先生说，“宋江阵”应是从闽南传入台湾的，“八家将”则被认为是台湾固有的。台湾也有民俗学者将“八家将”看作是傩舞的一种形式。

　　“宋江阵”的确是从闽南传入台湾的，笔者见过这方面的资料，八家将是傩舞，大陆学者也有此种看法。但“八家将”是台湾固有的吗？笔者至今未见这方面的资料，倒是从两岸的资料中发现，台湾的“八家将”与福州五帝信仰的传台有关系。

　　一、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最早史料记载
　　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学者在研究瘟神信仰中发现的最早的较详细的记载福州五帝的史料出自《榕城纪闻》：

　　二月，疫起。乡例祈禳土神，有名为五帝者。于是，各社居民鸠集金钱，设醮大傩。初以迎请排宴，渐而至于设立衙署，置胥役，收投词状，批驳文书，一如官府。而五帝所居，早晚两堂，一日具三膳，更衣、晏、寝，皆仿生人礼。各社土神，参谒有期，一出则仪仗车舆，印绶笺简，彼此参拜，有中军递帖到门走轿之异。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扮鬼脸，或充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纸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是日，杀羊宰猪，向舟而祭，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阗，震心动魄。当其先也，或又设一傩，纸糊五帝及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围。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皆屏息于烈日中，谓之请相。及舟行之际，则疾趋恐后，蒸汗如雨，颠踬不测，亦所甘心。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巡抚张公严禁始止。⑶

　　五帝在福州地区有多种称呼，五灵公、五福大帝、天仙五皇大帝、天仙大帝等皆是，海内外学者都认为它们是“五瘟使者”系统的瘟神。福州地区的五帝庙，据笔者的调查研究有百多座。离福州20多公里的闽侯青口镇有座俗称“穆岭寺”的五帝庙前有三通清朝乾隆、嘉庆、咸丰时期的石碑，碑文中称五帝为“天仙大帝”、“天仙府大帝”。民国时期的请神抄本上有“天仙五皇五福大帝”的名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多批台湾五帝庙信徒来穆岭寺寻根。

　　二、莆田瘟神五帝信仰源于福州
　　现在的一些媒体、网站在介绍两岸五帝信仰同源时，常出现类似这样的陈述：

　　大陆有“五帝”信仰，台湾也有“五帝”信仰，不同的是，大陆供奉“五帝”的庙宇称五帝庙，而在台湾人们往往习惯称为“五龙殿”，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台湾的“五帝”信仰源于大陆，而被台湾信众认为世界华人“五帝”信仰祖庙的所在地就在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的东进村五帝庙。⑷

　　位于灵川的东汾五帝庙已被海内外确定为五帝祖庙，每年都有不少台湾同胞前去进香朝拜，现成为一座加深莆田台湾民间往来的友谊桥梁。⑸

　　事实是否如此，很值得商榷。十几年前笔者提供给“闽台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的材料《闽台瘟神崇拜探源》一文，对东汾的五帝庙的历史，已经有所陈述。⑹这里再引用已出版的资料和笔者的调查给予澄清。
　　有人撰文说东汾的五帝信仰来源很早，可追溯到唐朝。⑺如果不是故意忽视的话，则可能是对文字一种的误解。原因是在清光绪戊戌年（1898），由分炉自东汾五帝庙的涵江紫璜山正极殿通过扶乩，扶出过一本《天仙五皇大帝消劫本行宝经》，该经在光绪年间刻印过，经前有一篇光绪己亥年（1899）吕洞宾“降鸾”作的序。有人忽视了“降鸾”这个词，而认为吕洞宾在唐代来过东汾。而真正的情况是东汾的五帝庙建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而离东汾不远的仙游县城关，则有一座早于东汾九年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的五帝庙。而这座位于仙游城关南门的五帝庙，至今保留一通石碑可以佐证其五帝信仰是来自福州。
　　这通谓“城南鼎建兴贤庙崇祀五皇大帝碑记”的石碑，碑文由“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唐显悦”撰，是顺治拾年（1653）由“住持道士许星甫立石”，碑文曰：

　　吾邑以仙游名，盖以山川之灵，每多神奇显应焉。而缔造之迅，尸祝之隆，则未有如今日五皇大帝之盛者。五皇肇圣榕省，本非吾仙所敢邀奉，忽于庚寅首春选胜耒仙，降灵托梦，若大者筮日、择地，小而伐石、选材，无不密为指示，以知所趋。自是而通社争输，欣欣创建，四方乐助不下百千人……[下略] ⑻

　　据此可知仙游的五帝信仰始自顺治七年（1650）。这位清初的文化人很明确地承认了“五皇肇圣榕省”。所以若真有资料可证明台湾的五帝信仰源于莆田的话（笔者目前尚未发现），那么也可从莆田再溯源到福州。

　　三、台湾的五帝庙
　　清代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等修的《台湾府志》卷之九“外志”，记载台湾的五帝庙“在附郭县宁南坊”，但没说明祀何神。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二“宗教志”记述，台湾所祀之五帝有二，其一庙在台南郡治之宁南坊，为五显大帝。该五显大帝与福州的五帝，是否有渊源关系，仍值得探讨。实际上要判断此五显大帝是否福州五帝中的金面三眼之张帝，除了神像造型和百姓口碑外，还要看其祭祀仪式，其中很重要的要看其是否有逐疫功能。
连横所述另一五帝：

　　为五福大帝，庙在镇署之右，为福州人所建，武营中尤崇奉之，似为五通矣。然其姓为张、为刘、为钟、为史、为赵，均公爵，称部堂，僭制若帝王，岁以六月出巡，谓之逐疫。乔装鬼卒，呵殿前驱，金鼓喧阗，男女杂遝，倾钱酬愿，状殊可怜。越二日以纸糊一舟，大二丈，奉各纸像置船中，凡百器用财贿兵械，均以纸绸为之，大小靡不具。愚民争投告牒，赍柴米，舁舟至海隅火之，谓之送王。七月七日，又至海隅迎之。此瘟神尔。⑼

　　此为福州普遍所祀的张、钟、刘、史、赵之瘟神五帝无疑。
　　台湾研究神像艺术的学者刘文三先生曾研究过五福大帝。他在《台湾神像艺术》一书中说：

　　五福大帝确是福州之地方神，即“五”位“福”州人之意。西来庵建庙于清道光年间，可知这时即已传入台湾，为福州籍居民所祭祀。就五福大帝的祀信情况了解，纵或为五福州人之瘟疫救民所促发，然其概说，亦必与五显大帝或五行大帝、五帝、五圣、五通神等混淆起来。⑽

　　以仇德哉先生《台湾庙神传》所载1979年3月底前向台湾当局登记的神庙为限，五帝信仰的台湾庙宇有以下这些：

寺庙名称	寺庙地址	主神称谓	县市政府登记号码
五福宫	嘉义县六脚乡苏厝村六邻143——10号	天仙五帝	二九七号
玄明保安宫	台南市西门路317巷23号	宣灵公刘	○五九号
西来庵	台南市正兴街50号	五福大帝	○七一号
五瘟宫	台南市中正路131巷8号	五瘟神	一四一号
白龙庵	高雄县凤山市和德里维新路46巷48号	五神大帝	○○九号
清和宫	高雄县凤山市兴仁里中山路229巷10号	五福大帝	○一三号
五龙殿	高雄县旗山镇和平里义德街37号	五福大帝	四二○号
清德堂	高雄县旗山镇三协里三桃巷7号	五福大帝	四二八号
清德堂	高雄县旗山中洲里三民巷20号	五福大帝	四三八号
清德堂	高雄县六龟乡文武村	五福大帝	四九一号
屏邑慈正宫	屏东市青岛街72号	五福大帝	○三一号
清德堂	屏东县里港乡大平村永安路31号	五福大帝	一五八号
五福坛	屏东县琉球乡杉福村后兴路一巷41—1号	五福神	三八二号	⑾

　　该书中，列入五显大帝信仰的庙宇中有一座位于彰化市中央里中华路149号的“寺庙白龙庵”祀“五灵公”，笔者与该庙管理人员通过信件，已确认其为福州之五帝。同时，台湾出版的《台湾的民间信仰》一书对该座白龙庵有详细介绍：

　　在彰化市，中华路开化寺附近，就是从前福州工匠密集群居的地方，他们供奉五福大帝为守护神。彰化市中华路一四七号白龙庵，就是供奉此神的庙宇，同是也是旅居彰化福州籍民的会馆，创建于清同治戊戌年。
　　白龙庵，又称榕兴堂、三山会馆。福州雅称榕城，所以此庵又称为“榕兴堂”；福州城内有子[于]山、乌石山、屏山等三山鼎立，所以此庵也以“三山会馆”为名。至于取名白龙，则是由于福州供奉五福大帝的总庙，便是以“白龙”为名的缘故。
福州同乡重视渊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们的会馆，总不外以榕兴、三山或白龙为名，承先启后，令人起敬。本省其他城市中，台南等地亦曾有三山会馆之建筑，但均毁于日据时代，不复留存。
　　白龙庵，庙貌古色幽雅，两旁皆盖起店铺民房，使这座属于福州后裔的古庙，并不显眼。
正殿供奉五福大帝，即五灵公张、钟、刘、史、赵五尊神像，神龛外供奉七爷、八爷；柳七爷、单身哥等神像。此外还有保长和孩儿弟的巨像各一尊。福州风俗，神庙里常置保长和孩儿弟的巨像，准许儿童玩耍。这两尊神像，事实上是儿童的玩具。
　　白龙庵正殿悬有“正直无私”古匾；对联有二：“震古铄今临下有赫，惟仁锡福惠我无疆”、“天泰地泰三阳泰，神安人安万事安”。此外尚有石碑一座。⑿

　　四、福州五帝信仰的传台带去了八家将阵头
　　八家将阵头这种民艺应当不是“台湾固有的”，因为这种阵头是随五帝的传台而传到台湾去的，海内外的许多研究都得出这个结论。
　　在福州，迎神赛会中八将常随五帝而出行。他们的花脸，特殊的步伐和表演是各种阵头中引人注目的，而且他们代表了瘟神五帝捉拿疫鬼的威猛和神力。时至今日，笔者在福州郊区对五帝信仰进行田野调查中还拍摄到八将阵头的表演，并访问过他们。⒀
　　从文献上看，美国传教士杜列图（Justus  Doolittle）1865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Chinese》）一书中，对福州的五帝游行队伍作过详尽的描述：
　　△在许多大型的游神队伍中，也会有一个穿着整齐的人，他挑着拷打的器具和一般用于公堂上表示惩罚的刑具，如木枷、抽嘴巴的皮带、夹脚腂和手指的刑具等。人们认为阴间使用的刑具与人世间使用的刑具很相似。在游神中展示这些刑具，是为了向旁观者表明或暗示，在另一个世界惩罚也在等待着做恶的人。
　　△有两个神叫“行化二将”，在防止可恶的流行疾病中，执行很重要的职能。其中一个一支手拿着葫芦状的容器，另一支手拿着芭蕉叶或者类似芭蕉叶的东西；另一个则是一支手拿着一把大木剑，一支手拿着大扫把，用来清除一切可能遇到的妖邪疫气。
　　还有两种用油彩画花脸的魔鬼，很少在游行队伍中出现。其中一类是根据中国人的观念来描述春、夏、秋、冬四季的。绿色脸的人表示春天，夏天是由红脸的人表示，秋天由白脸的人表示，冬天由黑色脸的人表示。另一类则是代表五种恶魔或是统治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恶魔。它们的外貌都是极恐怖可怕的，如同在有些庙的墙上或画轴上所看到的那样。⒁

　　这里描述的葫芦、芭蕉叶以及明显是四季将的人物，至今在榕台两地的八家将阵头都还存在。台湾的八家将阵头还保留了挑刑具者。
　　关于台湾八家将的来源，台湾学者石万寿先生1984年写过一篇《家将团——天人合一的巡捕组织》，其中有一段：

　　先述家将团的起源。有关家将团的起源。文献上并没有明载。民间的口碑，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白龙庵面谱师蔡金永先生以为是五福大帝收降海盗为家将，以捕妖除毒。西来庵蔡火城先生以为是大户人家的家丁演化而成。西来庵蓝德司先生以为是上界大洞天真君下凡转世，作为五福大帝的部将（参见蓝著五福大帝一书）。比较普遍的说法，则是五福大帝依照城隍庙中巡捕体系设置，故有家将的神祗，为职司监察、除瘟的城隍、狱帝、五福大帝，以及若干奉旨巡狩的王爷。不过，最引人注意的家将团，则是被公认为元祖的白龙庵如意堂，主神为五神大帝。
　　五福大帝是唐宪宗元和以后，所形成的福州保护神。其事绩可参见拙作台南市宗教志（载台湾文献三十二卷四期，七十年十二月出版），或蓝德司的五福大帝一书，此处不再重赘。然而此一神祗传入府城台南的年代，文献、口碑上并没有明显的记载，很可能是入清以后，来府城戍守的福州籍官兵，所共同奉祀的保护神。后以神威赫奕，信徒日多，加上神棍的藉机敲诈，引起府县官吏的注意、取缔。嘉庆二十四、五年间，姚莹任台湾令时，曾以妖妄扰民，碎焚五福大帝神像（参见姚莹东溟外集卷四焚五妖神像判）。仍无法制止府城居民的信奉，道光以后，福州籍兵民先立白龙庵于镇署内，未几，以漳泉籍信徒大增，再建分坛于亭仔脚街（今青年路府城隍庙以西一段），称西来庵，香火亦盛。于是白龙庵、西来庵二庙，遂成为全台湾最早奉祀五福大帝的庙宇。⒂

　　由此可知台湾八家将的起源与五福大帝的传台是脱不了干系的。在福州苍霞洲曾有一座名为白龙庵的五帝庙，该庙的八将在民国时期是很出名的。
　　刘文三先生在《台湾的神像艺术》书中介绍了台湾西来庵的八将情况：

　　现就台南西来庵之五福大帝祭祀情况略述，西来庵除内祀五位主掌瘟疫部之主神外，并祀有驾前诸家将，家将有什家将：即拿板二将、谢范二将、四将、文武二判官，而八家将，即上述中少二判官。诸家将为沈神所掌管。此诸将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专管境内妖魔鬼怪，驱邪压煞之功。而诸家将对在神诞或巡察之际，则由境内青少年化装代巡。庵内并有专人训练诸家将之步伐动作与脸部化装之事宜。⒃

　　台湾的民俗学者黄文博先生在其《台湾信仰传奇》一书中，对台湾的八家将源流作了介绍：

　　一般而言，艺阵表演大抵来超越逗趣和耍技的范畴，多半带有娱乐性质。前者如斗牛、牛  歌、老背少等等；后者如舞狮、舞龙、宋江阵等等。唯独“八家将”例外，它既无逗趣又不耍技，而是以一种异于诙谐、耍宝趣味的特殊舞蹈，和花花绿绿的造形来吸引观众，呈现出严肃、威风、震憾、神秘的独特风貌。
　　“八家将”是目前台湾各种庙会中，最突出同时也是出现最频繁的阵头，一般较为重要的绕境或进香活动，必有它的踪迹，因为它除了和其他阵头一样可增添庙会的热闹气氛外，尚有其他阵头所无的宗教功能。
　　“八家将”的起源，大致有五种说法：①上界大洞天真君下凡，转世作为“五福大帝”的部将（蓝德司子/《五福大帝》）；②五福大帝所收降的海盗；③大户人家的家丁演变而来（石万寿/“家将图——天人合一的巡捕组织”）；④地藏王的部将；⑤脱胎于“城隍十二爷”（即文判、武判、延寿、速报、纠察、奖善、罚恶、增禄、牛头、马面、七爷、八爷）。学界较同意它与“五福大帝”的关系较为密切，虽然许多庙宇，如城隍庙、王爷庙、地藏王庙、狱帝爷庙等等，都有“八家将”的组织，但基本上，它们都是由“五福大帝庙”所衍化而来，因为台湾最早的“八家将”，是由台南府城的“白龙庵”所发展出来，她的主神就是“五福大帝”；这种发展的轨迹，可以视作八家将“角色扩散”的结果，说得更清楚些，它就是民间信仰最具特色的“模仿性格”。
　　“五福大帝”是民间的逐疫之神，亦称“五方瘟神”，所指五人为张元伯、钟士秀、刘元达、史文业和赵光明，相传五人夜游，因见瘟鬼于井中施放疫毒，五人恐民众饮用，乃留书投井而死，后人以其舍身救人，遂建庙祀之。后玉皇大帝敕封张为显灵公，钟为应灵公，刘为宣灵公（也称刘主公），史为扬灵公，赵为振灵公，合称为“五灵公”，专为阳界驱瘟除疫，保境安民，最早为福州一带的乡土保护神，入清以后始由福州籍官兵迎请入台，其专属庙宇都集中在嘉义以南，最具代表性的，是台南市的西来庵。
　　“八家将”是由福州地区引进的宗教性阵头，由台南府城发展出来后，南传高雄、屏东，北入嘉义、云林，光复以后逐渐扩展开来，至今大致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目前南北各地都有八家将的阵团组织。⒄

　　此外，美国汉学家康豹先生在其《台湾的王爷信仰》一书介绍了台湾的五福大帝及八家将：

　　所谓“八家将”（pat-ka chiòng），是一种能够用一些仪式来捕捉恶鬼的武神，通常由法师或从法师学过一点法术的师父训练的（Sutton 1990）。他们在台湾相当普遍，通常由十一个年轻的男人组成（即八个家将、两个小差及一个什役），都会画脸谱。因为石万寿已经写过一篇有关八家将的研究报告（1986：48—65），所以在此不用赘述；不过我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八家将和五福大帝的关系。
　　“五福大帝”（gō-hok tāi-tè）是台湾人对五瘟使者的尊称，而无论八家将队伍属于那一个庙宇，队员一定会以五福大帝为守护神，甚至于会把这个尊称绣在自己服装上或戴上身上，作为他们的护身符。另外，练八家将的庙宇（在东港最著名的为共善堂，以邢府千岁为主神）一定会在庙外放一个红纸榜文，上面写着：“福州白龙庵五福大帝驾前什家将公馆”。福州的五瘟使者信仰非常盛行，而它们在出巡时也会由类似八家将的队伍陪着⒅

　　结论是很明显的，“八家将”不是台湾固有的，而是与福州五帝传台有直接的关系。

　　五、余论
　　台湾的瘟神五帝信仰是由福州传到台湾的，这在台湾的学者中未见有异议。然而台湾五福大帝的祖庙在福州的什么地方呢？目前很难定论。如果以台湾五福大帝信仰发源于台南白龙庵来说，那么也许与福州的白龙庵有些关系。信仰者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跳僮、扶乩等方式寻找祖庙，是可以理解的。但研究者若介入研究祖庙问题，须依据史实来判断。文化是一种资源，对文化资源的利用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这是研究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2006年8月

　　注释：
　　⑴黄如飞、林瑞红：《漳州惊现浦南古傩》，《福建日报》2006年4月1日。
　　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福州地方志》（下册），　　　　1979年8月17日，第97页。
　　⑶《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第2-3页。
　　⑷吴清泉：《五帝信仰两岸同源》，《福建日报》2006年7月3日。
　　⑸徐向阳：《莆田涉台文物有20多处》，《福建日报》2006年7月25日。
　　⑹叶翔：《闽台瘟神崇拜探源》，闽台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材料，1995年福州。
　　⑺吴清泉：《五帝信仰两岸同源》，《福建日报》2006年7月3日。另，早在1992年9月《湄洲报》载陈容明同志的报道：“灵川东汾发现一批明清书画”中即根据五帝经的纯阳子序将东汾五帝庙的创始年代推到唐元和年间。
　　⑻（中）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430页。该书由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赠送，特此致谢！
　　⑼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03-404页。
　　⑽⒃刘文三：《台湾神像艺术》，艺术字出版社，1981年3月，第158-159页。
　　⑾仇德哉：《台湾庙神传》，1985年10月4版，第422-423页。
　　⑿姜义镇编著：《台湾的民间信仰》，武陵出版社，1985年7月，第169-170页。
　　⒀叶翔：《源于福州的台湾民间阵头》载福州市社科院、福州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编《榕台关系初探》，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7月，第294页。
　　⒁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Chinese》Graham Brash Singapore 1986，第282-283页、第286页。
　　⒂石万寿：《家将团——天人合的的巡捕组织》载《史联杂志》第4期1984年1月，P1-2。该文承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余嫔女士帮助复印，特此致谢。
　　⒄黄文博《台湾信仰传奇》台原出版社1989年第92、230-232页。
　　⒅康豹(PAUL R.Katz)：《台湾的五爺信仰》  台北商鼎文化出版 1997年，P152-153。该书是　　2001年6月作者经由加拿大宋怡明博士送给笔者的，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通信地址：福州市社会科学院    35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