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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岛钟灵毓秀，海滨邹鲁，文化历史底蕴积淀丰厚。人民安居乐业，谦和恭让，和谐相处。数百年来，这淳朴的民风缘何而成？靠何精神文化所支撑？究其根源，这与关帝“忠勇仁义”精神的影响息息相关。
在东山岛进行民俗考察时，我们发现几乎家家户户大厅中堂都悬挂着关帝的神像或雕像，家祀世奉，并恭称为“帝祖”这种独特的关帝文化信仰现象在神州大地可谓罕见。这说明关帝精神在东山人心中是如此的崇高，关帝文化在东山人思想中的烙印是如此的永恒。
据东山铜陵关帝庙《公立关永茂碑记》记载：“考之上世，吾铜乃海外岛屿，为渔人寄居，民未曾居焉……里甲丁粮，世莫之闻……天下岂有无籍之人乎……”据碑文所述，原来东山岛在明清朝代更迭之际，曾是郑成功父子踞守的南明辖地，追随郑氏入台者众。清朝政府一直视东山百姓为“奸逆”。清康熙三年攻入东山，屠万余人，逼3万余人内移以迁界；康熙十九年复界后，仍不许东山百姓复籍入册。相传关帝为此显圣与官府辩诉，并托梦恩允全岛百姓为其后嗣裔孙，立“关永茂”为户主姓名，才得以入登正册，减轻赋役。东山人以自己是关帝的子民而倍感自豪，他们“感之以帝德，摄之以帝威”，自觉以关帝“忠勇仁义”精神为道德楷模，效仿关帝为人处事之法则，世袭相沿。这便是东山岛民众为何世代相传，家家户户于中堂悬挂关帝神像，敬奉为“帝祖”的缘故。
一、关帝文化的缘由
关羽是三国时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一生横刀立马征战沙场，刚烈精忠，匡扶汉室，志存一统，威震华夏。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更是一位义节千秋、忠贞不二的英雄好汉。千百年来，人们都以他“忠勇仁义”的精神做为道德楷模，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并渐渐凝聚成华夏民族爱国爱民的传统精神和亘古不灭的传统文化。甚至历代王朝为其统治需要，大势宣扬关羽忠勇仁义的精神和赫赫显声，以此来教化臣民，化解社会各种矛盾和民族矛盾，并祈关羽神灵护国安民。于是加封不断，一步步把关羽推崇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就这样关羽由人而神而帝，成为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最为信奉的道德化财神。人们视关帝为“正义、忠信、信用”的象征，实质上体现了民间从敬仰关帝到延伸为对忠义思想的尊奉，而忠义思想正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值得推崇的道德典范，近千年来它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一直发挥着民族凝集力的作用。“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左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丕震，只完当日精忠。”从明代武英殿大学仕黄道周先生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副对联，我们更深刻体会到关帝文化的精髓和深刻内涵。黄道周先生精辟地概括了关羽的一生业绩，同时勉励世人为弘扬关帝的民族气节和义勇精神，以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国民党已故元老于右任先生为台湾关公庙题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将关帝文化的精神内涵阐析的淋漓尽致。
二、关帝文化的意义
关帝文化和其它文化一样，历经了漫长的历史，成为人类文明的载体和宗教文化的组成部份。其独特性在于它以超然、神圣的方式向人们传递一种独特的精神价值，并以其特有的社会心里调节、社会道德规范等多种功能，为历史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的安定起到一定的作用。《郭店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道即“人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或社会关系的原则。儒教讲究人与人的关系是从感情开始建立的，他们竭力推崇“推己及人”的思想和“忠恕之道” 的为仁准则，强调人的自身内在品德和规范人的行为外在礼仪制度，要求人们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自觉的、出自内在的“仁爱之心”，并把它作为调节人际社会之间关系的一条准则，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社会就会和谐安宁。
中国人历来受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的影响，一贯提倡讲究信义和信用，“义”在我国被看作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处理彼此关系所应遵守的起码道德准则，是重承诺、守信用的典范。关帝的“义”为中国人所推崇的高尚情操，千百年来人们以他“忠勇仁义”的精神作为道德楷模，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更是一位义节千秋、忠贞不二的英雄好汉，因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楷模和偶像。于是，关公由人而神而帝，成为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最为信奉的道德化神灵。人们视关帝为“正义、忠信、信用”的象征，实质上体现了民间从敬仰关帝到延伸为对忠义思想的尊奉，而忠义思想正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值得推崇的道德典范，近千年来它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一直发挥着民族凝集力的作用。作为关帝文化结晶的百首 “关帝灵签”，更成了关帝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沟通民众的灵魂。福建省民间文学家协会会员林定泗根据百首“关帝灵签”内容所著的《海峡圣灵百典》，被誉为一部关帝文化佳作，一面为人处世不可或缺的宝镜。被东山县列为爱国传统教育教材和闽台文化交流图书，广泛流传于海峡两岸。
关帝灵签作为一种文化，它渗透了儒、道、释三家的伦理思想，大量宣扬忠信忠悌思想，对各个时代规范人际关系，化解家庭和社会矛盾，巩固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如灵签中富于进步意义的“民主性精华”部分，最有价值的当推儒家竭力推崇的“推己及人”的思想。孔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范式，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待人接物的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一种优良的传统美德和道德文化，这在签诗中无不淋漓尽致地得到体现。于是，农业、商业、渔业、手工业和农副业等有关民间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如仕途谋事、迁徙交易、婚姻生育、家居风水、占病求寿、功名富贵、行旅诉讼、寻人寻物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其中。
研究中我们发现，“关帝签诗”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劝民教化，众善奉行，安分守己，守旧待时，把握时机，驱恶扬善，为人根本。为达到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撰签人在每首签诗中巧妙地选取了市井百姓所熟知的相应的古代历史典故、典籍，或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使之更加通俗化、社会化。诸如“苏武牧羊”，告诉人们要奋发图强，坚定信念，审时度势，必有所成。居安应当思危，知难方能进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其意境已将一个老百姓耳濡目染的故事，升华为弘扬民族正气，精忠报国的高度，表明了撰签人的思想境界。“大舜耕历山”、“包龙图劝农”，签诗在劝农勤耕善作的同时，还要提倡勤俭节约美德。“杨文广陷柳州”、“玄德公黄鹤楼赴宴”则指明了遇突发事故，要发挥智慧，意志坚强，战胜困难。同时惟有记取教训，提高警惕，修正自我，方能防患于未然。“孟尝君招贤”，阐释为人应当脚踏实地，内存善心，外行善事，谦逊中庸的道理。又如“王祥卧冰”、“董永卖身”的孝道思想；“桃园结义”、“王昭君和番”的忠义气节；“匡衡夜读书”、“苏秦刺股”的矢志不移、执着追求； “柳毅传书”、“刘小姐爱蒙正”的真挚爱情等等，都随关帝灵签长久流传。事实证明，关帝文化作为宗教领域的多元文化遗产之一，绝大部分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样是中华文明的积淀，同样展现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
几千年来，关帝文化作为一种独具中国语言特色的俗文化现象，它借助了生动形象又具有象征韵味的传统文学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将抽象的宗教神学思想变为通俗化和社会化，达到屡有应验的效果，因而在海峡两岸宗教信仰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关帝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一份沉甸甸的遗产。
三、文明与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
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尚书•舜典》曰：“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儒家的经典里对文明进行了时代性的阐释，认为“文明”就是普照天下的光耀，“文明”既可以变化天地，养育万物，也可以教化人生，把文明看作人类对天地万物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周易•彖辞传》中也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其实质就是以文德教化天下，特别是古人的教化与他们对于天祖、圣贤的崇拜，从来都是分不开的。
和谐即“和合”，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和”乃和平、祥和；“谐”为调和、融合。“和谐”是实现“和合”的途径，“和合”是“和谐”的理想实现，二者为人类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孔子的《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把“和”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倡导“以人为本，以礼为用，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意识，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天人合一”；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 “中庸”。“天人合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注重和合，提倡和谐，合乎民心，完全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为保持社会的稳定，奠定了文化基础。
四、关帝文化与文明和谐的内容是统一的
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它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集力之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 这就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的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道德的信仰化是对人和社会的终极关怀，它能指导、修正、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于个人而言，崇高的、包含有终极指向的道德信仰，不管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信仰，都能形成个人行为的指南，塑造完美的理想人格。对于社会而言，美好的道德信仰，可以净化社会风气，培育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臻于和谐完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更多地体现在弘扬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这种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表现在追求圣贤与大同世界，唤起一种崇高的伦理觉醒和道德自律，陶冶出“圣人”般的道德人格。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可以说，关帝文化同样具有促进两岸交流，促进社会稳定的舆论力量，对提升中国现代文化的包容性和渗透性，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今年6月27日举办的“第十六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 就是以“缘系关帝，和谐两岸”为主题，共同唱响“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的“新六和境界”，这与“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观形成契合，道出佛教之“心”与社会主义之“德”，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
纵观关帝文化的形成、发展与衍播的历史过程，它同样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史。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上讲，关帝文化同样旨在倡导和谐统一、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关帝文化追求的也是同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愿景是一致的，与我们当今培养公民道德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因此说，关帝文化与文明和谐，二者既协调又统一，共同奏响着“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这一时代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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