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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8日,由福建省
海峡文化研究会举办的“
台湾政治生态的文化分析
”研讨会在福州举行

我会刘登翰研究员赴台参加
“两岸一甲子”研讨会

“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
2009年11月13日在台北举行
。我会刘登翰研究员作为福
建省台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会召开
一届八次常务理事会议
  
2009年12月12日下午,福建
省海峡文化研究会一届八次
常务理事会议在福州温泉大
饭店召开,省政协副主席、
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张帆,
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方
彦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主任游劝荣,福建省委党校
副校长关家麟,福建省文史
馆馆长卢美松等出席会议。

杨华基会长参加首届闽台孔
庙保护学术研讨会
 
2009年12月19日至20日,首
届闽台孔庙保护学术研讨会
在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举行,
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会杨华
基会长、杨彦杰秘书长、福
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副秘
书长曲鸿亮,及本会理事邓
孔昭、陈耕、何振良、丁毓
玲、吴幼雄等参加了本届学
术研讨会。

杨华基会长赴泉州庆祝南音申遗成功

2009年10月17日上午,由福
建省文化厅、福建省体育局
、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会、
福建省客联会以及龙岩市人
民政府主办的中国闽西(上
杭)第二届国际客属龙舟文
化节在龙岩上杭县城区秀丽
的汀江河畔江滨广场隆重开
幕。


“儒学与精神文明建设”全
国学术讨论会通知

  当前位置:首页 arrow 学术论坛 arrow 历史 文学 哲学 arrow 区域文化与闽台民间美术
区域文化与闽台民间美术 打印 E-mail

  摘 要:闽台区域文化与闽台民间美术既是一种相互关系又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针对复杂多变的民俗美术事象,我们提出了艺术文化域、艺术文化层和艺术文化史的三维文化空间,并以此厘清闽台民间美术研究的科学体系。
  关键词:闽台区域文化;闽台民间美术;艺术文化域;艺术文化层;艺术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J20-05; J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 (2007) 06-0038-04
  区域是依据地理环境的差异和族群分布的不同,以及在历史沿革中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形成的特殊人文地带。区域文化则是在这个特殊人文地带上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演替而产生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的综合体,它是人类思想、行为与活动产品的总和,也是人们研究和理解地球表面各种人文现象的前提。
  闽台区域文化是世界众多区域文化中的典型,它与其他吴越文化区、印地安文化区和支那文化区一样都带有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与同一性。
  从地理位置上看,闽台两地并不接壤,而是隔海相望;福建依山面海,台湾却是四面环海。从历史上分析,福建本地的人文因素与台湾有所差异,福建曾是闽越族的聚居之地,但两汉后期,闽越族已被迫内迁或消融在后来南迁的移民当中。而台湾则是包括排湾族、赛夏族等九个少数民族在内的先住民最早的聚居地,经历了明清两代的移民,台湾的先住民部分融入了汉族移民之中,但那些避居在高山海岛上的族系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并且在近几年的原住民运动中,愈发表现出要求承认和尊重的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中原文化在播迁闽台两地后呈现出差异性。
  闽台两地之间的文化差异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其他支那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但问题是这一差异性是否改变了闽台文化的同一性,而使之成为一种本质和文化形态上都不尽相同的文化呢?
  历史上,永嘉之乱、靖康之变曾迫使大量的中原移民迁徙入闽,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移民在南方不断土著化,并逐步形成了定居社会,加之历代朝廷政体的管制和北方生活习俗的濡染,八闽社会的移民色彩已十分淡薄;相比之下福建对台湾的移民则起于明、兴于清,播迁台湾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受异族文化不断侵扰,尤其是日据时期,异质文化长居台湾并一度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里,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寻根念祖情怀强烈反弹,他们在生活习俗、民间文艺、宗教信仰等方面越发体现出对原乡生活与汉族神祗的追念与崇拜。
  从已有发现和不断发掘出的史料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闽文化对台湾流播的线路及其标识,同样地,我们还应体察闽南民间文艺传播在台湾繁衍、生息过程中出现的变异与发展。例如:今日之台湾歌仔戏、漳州之芗戏,即由清代漳州锦歌传入台湾,经台湾艺人融汇京剧等舞台表演形式,演化为歌仔戏再传入厦门、漳州等地逐渐形成当今的艺术样式;台湾之布袋戏,亦经泉漳移民传入当地,在日据时期,由于“皇民”政策的施压,加入了“武士”、“剑侠”之内容,更因电视、电影业的冲击,布袋戏的规制改变,将传统六寸、八寸木偶改为80公分至1米高的“巨型” 掌中木偶戏———金光戏,装饰材料也增加丙稀、荧光色等新型化工材料。如此种种都应看成是原乡文化的变异和发展。
  由此可见,闽台两地虽然在各自的物华和人文因素上有所差异,但是从文化构成的深层理论上来分析,两地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方言系统、宗族信仰以及民间文艺却是一脉相通。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非但没有在历史的年轮中隐没,相反,儒、道、释三元合一的思想本质却不断地消弭着闽台两地的文化差异,并逐步渗透到两地的移民意识和边缘心态中,构成了互动的文化内涵[1]。因而,闽台之间的文化同一性,依然是本质的、主导的,闽台区域也应当被视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区。
  闽台两地相同的文化属性,为研究闽台民间美术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与实证依据,它要求我们在进行两地的民间美术比较研究过程中,应当围绕闽台的地缘、血缘、文缘、史缘以及法缘关系展开论述,并将民间美术的事象与特征研究置入大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中进行综合的考量。
  作为闽台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台民间美术是闽海边陲的福建先民与台湾先民在漫长的社会交往中,在交错着尖锐、复杂的外来文化冲击下,创造出的多元文化形态。由于受到两地“海口型”文化的影响,闽台民间美术彰显出了混杂而又多重的表现形态,这为两地的田野调查与社会实践带来了诸多的障碍,为了厘清研究的思路,在此,我们将闽台民间美术的共同特性归纳为两大方面。
  其一,闽台民间美术的创作多以海洋文化为依托。
  闽台文明是大陆传统的“黄色文明”向海洋“蓝色文明”的过渡。随同中原移民携带而来的大陆文化,在建构了闽台社会之后,又一直纳入中华民族统一的国家文化形态之中,使大陆文化成为闽台社会的主载;同时,也使大陆文化与闽台海洋环境中生长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海洋文化交汇、融合和涵化中,呈现出新的特色。中原文化在进入闽台之后所出现的本土化改造,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海洋文化的吸收,并表现为大陆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海洋性格”。这种“海洋性格”也深深地浸透到闽台民间美术的体例与创作之中。闽式(主要指漳泉地区)民居建筑与台湾传统的民居建筑,其平面格局多半以“三合天井”型或“四合中庭”型为主,建筑材料也主要以红砖白石为主、木构材料为辅,这种有别于“晋中大院”的低层建筑,其主要功用就是用于防御沿海地区的季风侵扰,红墙白石的特殊构造是闽台民居建筑所特有的样式,它的出现无疑是“海洋性格”中蓝色文明的集中显现;此外,闽台两地的民间木雕、石刻、皮影、庙画等也常常采用海洋生活的体裁,传统绘画中山清水秀、莺歌燕舞的宜人场面已并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妈祖传说”、“临水夫人”以及“东游记”等题材,这也与闽台人民较多地保留蓝色文明的遗风不无关系。
  其二,闽台民间美术的发展受到大量外来文化的侵袭。
  无论是西域的胡人、印度的僧侣、罗马的传教士或是东洋的商客,也无论是平等的通商或是野蛮的掠夺,异族文明常常是由闽、粤、台地区侵入,然后才北上进入中原地带的。所以,闽台作为异质文化进入中国的咽喉,造就了两地多元文化交汇的存在形态。
  现存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泉州宗教石刻馆共收集了伊斯兰教、景教、明教、婆罗门教、摩尼教等外来教派的石刻二百多方,这当中既有异教徒病逝于泉州之后的墓碑刻,也有番教徒所修建的寺庙遗存下来的圣像、石柱、和雀替等石构件。在一方名为“莲花天使图”的基督教墓碑上,我们清晰可见蒙古人的造型,耳环装饰,络腮胡须,但画面中的蒙古人已被灵巧的工匠塑造为圣经中天使的形象,披着轻柔的罩袍与彩带飘飞在十字架与华盖的两侧。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塔尔波特·奈斯教授(Talbot Rice)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图像的模式来源于波斯,这种遨游的天使完全是波斯式的,我想他们是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时代从波斯来的,它们挟带萨珊艺术,如在塔契·波士坦。经过伊斯兰教艺术而发展为雕刻图案的主要款式,特别是小型绘图……它的具体例子是东方化了,但我觉得它的源宗是肯定的……。”[2]泉州番教石刻是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它植根的社会背景是元代泉州繁华喧闹的海口贸易,是古代泉州人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后所做出的创新,它与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息息相关。
  福建之闽南,是海外侨胞和台胞的祖籍地。福建原本山多地少、人口绸密,加之明清以来,连年战乱,迫于生计,沿海百姓漂洋过海到域外谋生,在将闽南文化传播到南洋的同时,亦将东南亚异地风情及习俗带回闽地,并使后来闽台两地民间习俗、语言相互交融,形成了更加丰富的地域文化形态。如闽南古老街道的骑楼和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群落;闽南方言中的一些词汇直接沿用印尼语,如肥皂(霎文sap bvun)、钱(镭lui)、骑楼(五骨交距gvoo ka gi)、拐杖(洞角gong gak)[3]等等。
  台湾与泉州隔海相望,其民间美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浸染。在日据时期,天皇政府的对台政策由绥抚改为同化,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台湾青年提出了以改革传统风俗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并提出对传统服饰进行批判和改革[4]。针对台湾妇女的传统佩戴与服饰,殖民政府提出了修正的要求,规定了新制服的样式。一方面鼓励穿和服或西服,一方面也规定战争时期简便的男女服式,男有国民甲、乙两种,女为短上衣配灯笼裤。凡此种种,都对台湾传统的服饰文化构成了冲击,尽管“皇民化”的企图并未最终实现,但是经过“日据时期”的改革,台湾的民俗服饰与佩戴装饰已趋向西化,原本用于农活的黑色桶裤被改装为简洁轻便的“青年装”,各种中西合璧式的男女服装开始出现于台湾的大街小巷。
  闽台区域文化的“海口型”特性是多元的、丰富的,它为研究闽台民间美术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也为闽台民间美术的溯源提供了论证的依据。但是,闽台民间美术并不是一个抽象、无形的概念,它是具体的,它需要大量翔实的资料来予以辩驳考证,更需要科学、规范的方法来进行系统的探究。因此,在涉及到具体的民间美术门类考察时(诸如彩绘、木雕、石刻、服饰、刺绣、皮纸影、木偶雕刻等),我们提出了以下三种思维方式,亦即:艺术文化域、艺术文化层与艺术文化史。
  首先,“艺术文化域”或称“艺术文化场”所指涉的是艺术与其他因素的交织纠结、交互制约。它立足于在共时的层面上把闽台民间美术的研究置于整体的台海关系的社会背景之中,采用双向平行的视点,从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中观照区域文化的特质;既从民间美术的外部来看民间美术,又以闽台民间美术的内部的特征来折射其他的社会文化因素。换言之,艺术文化域是一种通过多层文化机制来反映民间美术特性的方法,它一反传统美术研究片面恪守艺术内涵的自律分离方式,倡导从文化相关性上切入具体的民间美术门类研究。
  其次,如果说“艺术文化域”的方法赋予了民间美术研究以宽阔的视界的话,那么,“艺术文化层”则是引导民间美术研究由表层结构分析发展到深层结构的方法。闽台民间美术的研究常常会流于表面,为现实生活中活泼而富于变幻的艺术现象所迷惑,最终停滞于经验的描述与肤浅的分析之上,而不能全面地阐释民间美术的复杂现象。在此,我们将“艺术文化层”的观念纳入到民间美术的研究当中,它将有助于我们把握繁复多变的艺术现象的文化含义,并做出种种科学的解释,使村落美术中各种变动性和偶然性得以客观审视。
  再次,上述两种方法都从共时的维向上吸引我们对民间美术抱以足够的文化关注,不过,倘若缺乏另一维向,即历时维向,民间美术发展的时态和观念便不可避免地消解在共时性的静止分析之中。所以,在具体的门类研究过程中,我们必然还要引入“艺术文化史”的观点。所谓“艺术文化史”观念可能远远超过传统的艺术史观念,其参照范围已从艺术的嬗变拓展到文化变迁,这一研究方法迥异于传统的编年史考察,它立足于发展变化的历史关联中的“现在”这一环节,一方面向前回溯,达到历史审阅,追问闽台原始美术的发源与嬗变;另一方面又向后展望,探讨闽台民间美术发展的走向和趋势。我们将动态的历史观引入民间美术的研究,不仅能把各种模糊的艺术现象与绵延不断的文化史过程连接起来,更能赋予闽台民间美术史深刻的历史意义。
  以上三种方法渗透着强烈而又自觉的文化意识与探索精神,它以闽台区域文化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将民间美术的研究视为一种文化选择,重视对艺术文化的价值主体———人的重要性认同;同时也阐明了闽台民间美术研究的立场,那就是:将民间美术的研究,转变为一种地域性文化研究,在闽台共同的文化背景中研究艺术。
  自2003年以来,福建师范大学先后设立艺术学硕士点、美术学博士点,形成了一体化的文化遗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体系,成为中国东南地区唯一的培养两岸高级美术人才的基地。依托具有百年办学历史的文化积淀,整合人文学科的资源优势,学校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中心,展开区域文化与闽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并与台湾高校搭建学术交流和协作攻关的平台。近五年,师生共同参与了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一、数次深入到闽南各市县、乡镇进行田野调查,对各级各类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进行信息采集、现场采访、建立档案等。二、课题负责人与成员赴台湾进行实地考察。2006年夏季为期一个月时间,对台南、嘉义、高雄、屏东、鹿港、彰化、台中、台北等县市采访调查,进入博物馆、图书馆查阅资料,走访当地市级以上文物单位,采访20多位曾获传统艺术“薪传奖”的传承人。三、举办闽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展览,将门类艺术的作品和传承人请到大学校园与师生互动,既丰富校园文化,又促进了学科研究。四、与台湾国立成功大学艺术研究所师生共同组成“海峡两岸艺术科学考察队”对两岸文化生态进行考察。五、举办“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探讨艺术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应用,实现资源共享,拓宽学术视野。
  我们期待从闽台社会文化的传播与交融中找寻闽台两地的文化渊源,又从区域社会的民俗事象观照民间美术形态与流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所折射出的是最为真切的、鲜活的、生动的社会文化心理。通过对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进行研究、保护与传承,有助于提高闽台两地人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进而对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刘登翰.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闽台文化关系论纲[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2: 18.
[2]杨钦章,译. Grossess from the walls of Zaitun , by John Foster , Joural Of the Royal Asiztic Socity,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1954.
[3]陈正统.闽南语漳腔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4]何绵山.中国民俗大系———台湾民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71.

  Regional Culture and Fujian-Taiwan Folk Fine Art
  LI Yu-min
  (College of A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350108, China)
  Abstract:Min-Tai regional culture and folk fine art are interrelated. Moreover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a special angle of view for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complicated phenomenon of folk fineart, we put forward a new concept of three-dimensional culture space , i. e. to study folk fine art from theangle of the context, essence and history of art and culture. Through this new way, we can make the re-search system more clear.
  key words:Min-Tai regional culture , Min-Tai folk fine art , art and culture context, art and culture essence, art and culture history


            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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