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闽安村位于闽江口与台湾隔海相望,相互间往来便利。清初郑成功与清政府在此对抗,并留下了相关的遗存与传说;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闽安的将士被派往台湾驻守,共同参与当地的建设,并为保持台湾社会的稳定,抵抗外来侵略做出了贡献。目前在闽安村内保留了反映这段历史的涉台遗存,如协台衙门、清军义冢和碑刻等,体现了闽、台间在地缘、物缘、法缘和亲缘四个方面的联系。
　　关键词:闽安村;闽台关系;涉台遗存
　　中图分类号:K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821(2008)03-0004-06
　　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地间海岸线漫长,相互交往由来已久,沿海各地至今仍保存着许多反映闽台间亲密关系的遗存。本文选择福建沿海的闽安村进行个案考察,以冀因小见大,揭示历史上海峡两岸的关系,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构建和谐海西。
　　闽安村位于海峡西岸,闽江口北岸,古名“迥港”。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时闽安为镇建制。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时撤镇但翌年又恢复建制。明洪武二年(1369),闽安镇复设巡检司衙门。清代派水师驻扎于此,并在当地修建石头城。民国三十三年(1944),亭江和闽安镇合并设闽亭镇。建国后闽安则成为福州马尾区亭江镇下的一个自然村。从唐代起,闽安就开始了全面的开发与建设。明清时期,随着台湾的进一步开发,海峡两岸人民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联系也逐渐深入。闽安村所保下来的遗存即反映出这时期闽台间地缘、物缘、法缘和亲缘关系。
　　一、地缘
　　根据地质学研究,闽台同属亚洲大陆板块,更新世早中期,台湾海峡多为干地,闽台两地多连成一片,研究资料表明,台湾最早的古人类“左镇人”即是在3万年以前由福建步入台湾的。近年来,福建东山发现“东山人”肢骨,证明“东山陆桥”是史前时期闽台先民交往的重要通道。到了更新世晚期,气候转暖,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大海将闽、台从地理上隔开,但两地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1. 5万年前,长滨文化的主人即划着独木舟从福建来到台湾。大量的考古资料和研究也表明,新石器时代台湾的大岔坑文化、凤鼻头文化遗址的中下层与同时期福建的壳丘头文化、昙石山文化遗址的中下层的遗物类型与造型都有不少相似之处。
　　闽、台两地之间地理上的联系,在诸多的文献中亦有记载。清初学者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中说:“台地负山面海,诸山似皆西向,皇舆图皆作南北向,初不解;后有闽人云:台山发轫于福州鼓山,自闽安镇官塘山、白犬山过脉至鸡笼山,故皆南北峙立。来日本、琉球海舶率以此山为指南,此乃郡治祖山也。”[1] (卷1,P17)魏源也说:“台湾地倍于琉球,其山脉发于福州之鼓山,自闽安赴大洋,为澎湖三十六岛;又东渡洋百里至台湾,为中国之右臂。”[2](P17)从上述清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清代士人不仅肯定闽、台两地的地缘关系,而且已经意识到闽安在两地间的重要地位。
　　闽安镇作为闽江的出海口,在宋代就设立了巡检司,作为稽查、向出入境船舶收税的机构。为了管理海外贸易,明代在闽安设税课局,康熙二十一年(1684)清政府在此设立了闽海关。其时闽海关总口有二:一驻南台,海防同知同;一驻闽安镇,副将同[3](卷70)。从此闽台间来往的船只皆要在此验手续才能进福建。“福州与台湾虽然有轮船航运,但主要还是靠民船。……每艘民船携带牌照一份和结关证明一张,从闽安进港时,要向常关提供一份舱口单;出去时,提供一份货物总单。”[4](P102)闽海关的遗址现已不存,不过,原来清代闽安海关所在之处,即闽安村内口头街内仍留下“海关埕”的名称。
　　闽安与台湾间隔海相望,台湾南嵌社与福州闽安镇关潼对峙,交通十分便利。“盖淡水者,台湾西北隅尽处也,高山嵯峨,俯瞰大海,与闽之福州府闽安镇东西相望,隔海遥峙,计水程七更耳。”[5](卷下,P29)由于清代对海外贸易控制严格,实行有限的开放政策,因此乾隆五十六年(1791)规定:“以福建五虎门与台湾淡水八里坌设口开渡,由闽安镇征收进口税,南台口征收出口税。”[3](卷125)由此,“名为五虎门对渡八里坌,实际是福州府属南台口、闽安镇对渡台湾府属淡水八里坌口”[6](P55)。这次对渡的政策规定无疑对闽安与台湾间的联系十分有利。官府有限的开放并不能满足两地的交流愿望,闽安与台湾的民间往来也十分密切,“闽省沿海小口不一,如福州府属之闽安等汛,福宁府属之南镇等汛,兴化府属之涵江等汛,厦门之大小担等汛,漳州府属之马屿等汛,皆可直达台湾之淡水、八里坌等处,在在可以偷渡”[7](P129)。在民间自发开辟的来往路线中,约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间开辟了南嵌———闽安路线[8](P124)。
　　上述闽台间的往来虽然没能留下相关遗存,但是,闽安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基地,本身以及村内留下的相关地名,即是明证。
　　二、物缘
　　闽安镇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闽安,即取“安镇
　　闽疆”之意[9](P204)。宋《三山志》载:“闽县界有闽安镇枕居海门,为舟船往来冲要之地。”[10](卷19)作为福州的门户,此乃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清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郑成功在反清复明的过程中命部将甘辉等攻占闽安镇,并至省城南台桥登岸扎营。郑军进攻福州,三战三捷,但最终没能占领福州转而退守闽安。八月十八日,郑成功恐闽安镇有失,亲率军北上增援。九月初三日抵闽安镇。郑成功相度地势安排战守攻防之策。他命令工官冯澄世招集民夫增筑土堡城寨,并安排人员在罗星塔筑土城。顺治十四年(1657)七月中旬郑成功亲至闽安镇巡视,对闽安、罗星塔的防务作了调整,抽调精锐部队北征。八月十四日,清军水陆并发,同时进攻并收复闽安镇、罗星塔。郑军败退回金、厦两门。郑成功的部队驻扎在闽安期间,其水师泊于闽安港“转湾鼻”一带,后当地百姓为纪念郑成功,将此地命名为“郑爵爷祖鼻”简称“郑爷鼻”。当时的巡检司衙门被郑成功作为指挥机关。衙门内有一口石槽,长1. 85米、口宽0. 93米、高0. 65米、槽深0. 43米,上刻“元祐六年辛末岁造”,即北宋朝1091年时所制,据说郑成功曾用此槽喂马。
　　清政府对闽安的正式军事管理从顺治七年(1650年)开始,当时清廷在闽安设协副将,下辖官8名,兵2000人,为绿旗营兵[3](卷131)。在收复闽安后,清政府加强了在闽安的兵力布署,增兵至三千人。“闽安镇经制原设左、右二营,额兵二千员名。前缘兵单,海逆乘潮袭陷,旧经克复,奉诸宪台题增六营官兵一千名,并造战舰四十只。迄今水、陆三营,现兵三千员名,分布防御,则省之门户可云固矣。”[11](P696)
　　为了对抗郑成功,清政府实行迁界令,同时在闽安进行了大规模攻防设施改造。“顺治十五年(1658)筑城置战船,南北岸炮台。”[3](卷70)据《重修闽安镇协署碑记》所载:“国朝顺治间,沈阳范公持镇节,戡夷闽乱,建署其地,环之石城。”文中所提的“沈阳范公”
　　具体所指不明。“范公”在闽安建设中利用了闽安盛产优质石材的优势,用石头夯土建成了闽安镇城,周围332丈,沿江一带城高四、五丈,厚10米,每三丈余设一炮口,沿山一带城高11米,厚3米。故又称炮城。在城的北侧,建筑了水门道七座炮台,南侧修建了圆山水寨(后称松门水寨)作为水师营汎。原有石碑勒“闽安汎”。水寨北侧也建筑了七座炮台,旧称圆山炮台,也称圆山水寨炮台。此处是闽安门的入口处。闽安石头城城址现多已毁,遗迹较明显的是城隍顶城堡。城堡位于山巅,呈圆形,直径65. 9米,占地面积3409平方米。堡内建筑已被夷平,仅残存一堵城墙。残墙长50. 7米,高3. 7米,厚0. 91米,为土石结构。墙基用花岗石叠砌,高0. 7米;墙为三合土结构,高3米。每隔10米左右设置一个炮口,扼守着闽江下游最狭隘处的闽安镇门户[12](P1 135)。另外在协台衙门边还残存一小段遗址,并竖有一块“闽安石头城西门遗址”的纪念碑刻。为了更好指挥军队,“范公”将原来巡检司衙门改建为协台衙门,巡检司迁出在东侧重建。协台衙门经光绪十九年(1895)再次修葺后保存至今。另外其他官员的府署至今还有遗迹可寻,左营游击署在南门外澳里,右营游击署在土地堂,中间隔一座龙腰顶小山麓。两官署原称左营守备厅、右营守备厅。雍正年间(1723-1735)游击署改称都司,但民众称府,守备厅名称不变。故流传至今地名称之为:左厅右府,右厅右府。闽安水师的左右营,分驻闽安邢港两岸。左营驻草尾,建有炮台及驻防兵营。右营的营房从崎头顶的营房头到“郑鼻爷”的营房尾,依山构筑。至今这一带地名仍称“右营尾”。左营所在地1982建成了“草尾新村”,“但在村内仍称之为‘左营’”。左右营的营房现在都已消失,但在邢港退潮时,在迥龙桥的南端东侧岸边可以看到一排叠得整整齐齐的石条,据村内人介绍,那就是当年兵营原址的地基。
　　清政府修建的南北岸炮台分布在闽安镇东侧的南般村和隔江象屿村,两炮台构成了闽江上的大门,又称“闽安门”。南岸炮台位于长乐县象屿村,为东口、道光、雁边、南雁诸炮台的总称,今已毁。在闽安镇东侧的南般村建造的炮台,因地处闽江北岸,所以叫北岸炮台,又因所在地现归亭江镇管理,现也有人称为亭江炮台。南般炮台占地3 000多平方米,分山上、山下两部分。在高约20米的小山上,主炮台用三合土和着糯米稀饭而筑,极坚固,成半圆形,半地穴式,安大炮1尊。山下有炮台5座并列。后面靠山建弹药库,挖地下隧道相通。道光三十年(1850)林则徐回家养病,多次乘船巡视闽江口,当他视察闽安镇南北岸炮台时,即兴赋诗:“天险设虎门,大炮森相向;海口能通商,当关资上将。唇亡恐齿寒,闽安孰保障。”[13](P98-104)光绪八年(1884)马江海战期间,炮台被毁。光绪九年(1885),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请在闽安门两岸山上建暗炮台,第二年炮台建成。抗战中又被日军破坏,其后再获重修。
　　三、法缘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取得海战大捷,台湾收归清朝,祖国大陆和台湾出现了政治上大统一的局面。据《台湾外记》记载,当时闽安协的官兵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其中的官员有“闽安协副将蒋懋勋、中营千总冯正龙、把总郑升、倪昌名、左营千总何美、林信、把总王玉、右营守备王祚昌、千总林生、把总陈一高、庄国用、郑茂振”[14](P20)。次年康熙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即台湾府、诸罗凤山、台湾三县、隶属福建省。军事上,台湾镇总兵由福州将军、闽浙总督与福建水师提督节制派兵戍守。
　　由于台湾的威胁已经解除,闽安水师的最高官员在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闽安协台驻防的官员由原来的总兵改设副将(从二品),其下设参将(三品)、游击(从三品)、守备(五品)、千总(六品)、把总(七品)等一批武将。闽安协台衙门辖左、右二营水师,左右营战船各七艘,旗兵驻闽安镇,分巡全哨。巡查的范围如下:[15](P287)
　　左营都司一员(驻闽安镇城,原游击,乾隆三十九年改),守备一员(驻闽安镇城),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千总二员,外委把总四员,额外外委四员,步战兵三百七十二名(外委额外在内),守兵三百七十六名(舵工在内),战船见船政福州厂。一存城,一防守闽安镇口汛,一防守闽安口对岸巡船,一防守大桥塘汛炮一防守南北两岸并炮台,一防守亭头,五虎等汛,一防守琅琦、元宝山、金牌馆头、笔架各塘汛,一分防定海汛,一防守竿塘汛,一防守黄岐汛,一出洋巡缉。
　　右营都司一员(驻琅琦等处,原游击, 乾隆三十九年改)、守备一员(驻防琅琦等处)、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千总二员、外委把总四员、额外外委四员,步战兵三百九十二名(外委额外在内)、守兵三百九十二名(舵工在内),战船见船政福州厂。一分防闽安镇汛,一防守闽安口对岸巡船南门塘,一驻防南崎等处地方,一防守笔架寒,一防守北茭、濂澳等塘汛,一防守罗湖、东冲等塘汛,一拨配□帮盐哨,一瞭望罗湖山顶,一瞭望芙蓉山顶,一瞭望大金山顶,一出洋缉匪,一存闽安镇城。
　　从当时左营的巡查范围可以看出,闽安水师的管辖范围已经达到了现在台湾的马祖地区,即“竿塘汛”。
　　为了加强对台湾的管理,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起清政府实行班兵制度,从福建省各地抽调兵源前往台湾驻防,以三年为期陆续更换。在班兵制度之下,闽安左右营的官兵也被派往台湾戍卫,各个时期的数量有所不同。
　　在澎湖地区:康熙六十年(1721),闽安派出戍卫澎湖协的有闽安协右营战兵34名,守兵56名调澎湖左营;调防戍守澎湖协右营的班兵包括闽安协左营战兵47名,守兵60名;闽安协右营战兵9名,守兵9名[16](卷6,P121)。
　　乾隆四十七年(1782)后,只有澎湖右营还有来自闽安的班兵,不过数量较少“闽安右营守兵十名”。到同治七年(1868),闽安右营守兵只派出四名前往澎湖地区[17](卷5,P142)。
　　淡水地区:艋舺营参将辖艋舺陆营兵七百七名。其中闽安协左营兵三十三名。闽安协右营兵五十名。艋舺营参将辖沪尾水师营兵七百七名。其中闽安协左营兵二十一名。闽安协右营兵二十一名[18](卷7,P173)。
　　这些派往台湾的士兵,只身来台不得携带妻及父母。为了生活的便利,当时同乡的各兵营就以原属部队为名,“各有私馆”[20](卷7,P174)。在台湾安平的“五馆”(提标馆、闽安馆、金门馆、海山馆、烽火馆)中,闽安标兵所建的称“闽安馆”,士兵在馆内奉祀“天后”。另外在鹿港新兴街,“闽安弁兵公建天后宫”[19](卷7,P154)。这些与闽安相关的建筑现已不存。
　　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台湾的经济开发十分迅速,但清政府的吏治败坏,使得台湾人民与清官府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因此屡有暴动起义的事情发生。可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清政府时常从闽安调兵前往台湾助战。如乾隆五十二年(1786年),为了平定台湾的林爽文之乱,“海坛镇总兵郝壮猷领督标海坛、烽火、闽安兵千八百人,由闽安出口渡八里坌,后至鹿耳门。……调闽安副将徐鼎士领督标、抚标闽安兵千七百,直渡八里坌”[20](P15-P16)。道光六年(1826)夏五月,彰化、嘉义二县闽、粤庄民滋事,“……闽安副将邱永福、澎湖游击谢建雍带兵三百由五虎门对渡八里坌,疾趋艋舺,以阻其北窜之路”[15](P1 033)。这些入台的士兵为台湾社会的安定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性命。他们死后骨灰用金瓮装回故地埋葬。如今在闽安镇深坑里龟山口有三台丛葬的大义塚,包括嘉庆二十四年(1819),光绪戊寅年(1878)和道光癸已年(1833年)的三个义冢。其中道光癸已年的义冢保存较好,冢为三合土结构,东南向。封土前立两块墓碑,一块上阴刻“义冢。道光癸已年仲秋吉旦立。”另一块碑文楷书:“时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左、右营重修。”“道光癸已年”即是1833年,这里安葬的士兵有可能与当年镇压张丙之乱有关。清道光十二年(1832)闰九月,台湾嘉义县张丙聚众起义。“清政府大军进抵嘉义时,前任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亦委闽安协右营都司许远生,率精兵300名在埔仔脚登陆,并与王所雇募乡勇500名守住沿海港汊,勿让有从海口脱逃的机会。”[21](P153-154)3个月后张丙事件结束。从时间上判断义冢里所葬之士兵应当与这次事件有极大关系。也有的士兵在台牺牲之后,受到台湾人的尊敬入祀“昭忠祠”的,如闽安标兵丁郑绍邦,同治元年(1862),调赴台湾剿办阵亡,入祀澎湖昭忠祠[17](P62)。
　　四、亲缘
　　统一台湾后,清朝当局对闽台地区长期实施了行政与军事一体化的国策,两地间往来十分频繁。闽安与台湾在军事人才交流方面尤为突出。一方面是台湾的军事人员被派出闽安任职如:“吴安邦,籍彰化,嘉庆元年丙辰科武进士,官至闽安副将。”[20](P258)“文际高金门后浦人,乾隆间,福建督标水师营参将,署闽安协副将。”[22](卷8,P189)另一方面是闽安将领被派往台湾任职:“林承昌字奕伟,……嘉庆十三年,补闽安协副将。又败蔡逆于广东电白洋,破其党乌石二等歼之。奏入,赏戴花翎,调安平协副将。”[2](P542)
　　这些在两地任职的官兵,积极投身于当地的建设,成了联系两地感情的重要纽带。
　　在金门地区,嘉庆十六年(1811),文应举由闽安调任金门左营游击,率先捐银二千二百两倡议重建金门后浦城隍庙[23](P27)。重建后的浦城隍庙,香火十分旺盛,如今已成为当地著名的景点。在金门书院石刻中也可以看到,在建设中,署闽安协总府林廷福,为之捐银十两[22](卷9,P66)。在闽安任职的将领们对当地的相关设施改造也做出一定的贡献。一是重修迥龙桥。在邢港上的迥龙桥,始建于唐代,在以后各代屡有重修。在桥的北端的圣王庙中保留着一块《沈公桥碑》,其中记录着历次修桥的经过,“闽安之迥龙桥造唐季,宋丞相郑公捐俸重修,以飞盖桥名。我朝康熙丁已年协镇沈公以桥久倾圮,慨然捐修,军民感德,遂更名沈公桥,立碑以志遗爱。嘉庆间里人郑殷富复倡修建。道光乙未年耆聚议重修。”在碑文之后,随刻着道光二十年(1840)时重捐款修桥的各界人员名单,在榜首即刻着“闽安协镇府江继芸捐银二十两”字样。这证明在1840年,为了修复迥龙桥,时任闽安协镇的江继芸率领左右营官兵捐款出资。翌年江继芸调任金门镇总兵,不久就在厦门保卫战中牺牲。
　　道光二十一年(1842),为了防止英军的进攻,当时的闽安协副将孙云鸿看到闽安“镇□尊美墩一带,洲田濒水,无险可守”,于是联络上下级官员及当地的士绅,共同捐钱雇佣民工“开濠筑坝,置炮设兵”。此时的孙云鸿已是“升补澎湖协水师副将”。这些将领们不但联络了闽台间的感情,而且双方的守军,同仇敌忾共御外辱,为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做出努力。同治十年(1871),有琉球船只遇台风飘泊到台湾,共有74人被当地土著所杀,十二年(1873),又有日本小田县民4人漂至台湾,被杀。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台湾生番残害琉球船员”为名,派兵3500名,舰船11艘入侵台湾,占领凤山县(今高雄),并以“生番非中国版图”为理由,妄图吞并台湾。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渡海办理台防事务,驻守闽安镇的左、右营官兵随沈葆桢赴援台湾。沈葆桢于当年五月初四赴台,经精密部署,攻防皆备,进而围困入侵日军。当时台湾南部瘴气盛行,士兵们除了战死之外,还有一部分染病死去,对这种情况沈葆桢亦感叹道,“倭营仍复死人无虚日,而我军亦染恙者多,药不甚效,奈何奈何!”[24](P136)他对“凡阵亡及染瘴死者皆躬奠其槥”[13](P14)。此后这些在台牺牲的闽安清兵骨灰运回大陆,统一安葬于闽安协署后侧约2公里处的虎头山东北麓。墓冢一面依山,三边面临山谷,故其右侧及前后两边均用花岗石叠砌,墓埕用三合土夯平。埕中小坟墓每个都保存完好,共有133个。大体按横13行纵11行排列。各墓距离相等,均用三合土封顶,封土前各立一块高约三四十厘米、宽约二十厘米的花岗岩小墓碑。碑面镌刻死者的籍贯及姓名,如“闽邑王敬仕墓”、“长乐陈学莲墓”、“福清陈春元墓”、“连江黄潮清墓”等。冢前立有一块大石碑,高85厘米、宽42厘米,厚12厘米的石碑,碑面阴刻着“义冢”,旁款“同治岁次甲戌冬十月吉旦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保卫领土的完整,闽安以至福建各地将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时我们也看到闽台之间自古亲如一家,台湾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任何势力都无法将他们分开。
　　综上,闽安与台湾间的交往历史悠久,从历史遗存来看,两地间的往来体现在军事方面的居多,但这只是交往中的一个侧面,还有许多信息由于时间久远而消失,这并不妨碍两地间亲密关系的发展与深化。同时闽安与台湾的交往只是福建与台湾关系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闽台间自古一家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岸的发展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应当把握机遇,充分利用两地间便利的交通和深厚的情谊构建和谐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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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robe into Relationship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Based on Relic ofTaiwan　———Case Study ofMin-anVillage
　　WENGWei-zh,i XUE Jing
　　(HistoryDepartment of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350108)
　　Abstract:Min-an village loocates atestuary ofRiverMin, oppsite toTaiwan by theTaiwan Strai,t At the begin-ning ofQingDynasty,Min-an villagewas the battlefield of theArmy ofZhengCheng-gong andQing, and some relicsand legends about it are kept till now.AfterTaiwan was united, the officer and soliderswere sent to Taiwan Theyparticipatecl in the construction ofTaiwan and contrituted to the peace ofTaiwan Society and resistence to Japan.Now There aremany relics such as yamen ofmilltary,Tomb ofQing soldiers and steles,which relate to the Taiwanand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jian angTaiwan in geography, law,materials and relatives.
　　Key words:Min-an village;Relationship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Relic

　　　　　　　　　　　　　　　　文章来源：《闽江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