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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简要记录台湾光复初期（1945－1948）闽台关系的若干史实：“合福建台湾为一监察区”、福建省政府协助处理“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台童养成所（崇安）”善后事宜、台湾义勇队撤离前后在福建的活动、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反应等。
关键词：台湾光复初期（1945－1948）；闽台关系
中图分类号：K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08）10-0080-03
关于台湾光复初期（1945－1948）的闽台关系，我在《1945－1948：福建文人与台湾文学》[1]、《闽台关系史丛谈》[2]等文里记有若干史实。兹补记一二。
一
1945年10月22日上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74次常务会上，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呈以台湾省光复，其监察机构亟宜设立。闽台地区接近，拟请合福建台湾为一监察区，其原有闽浙监察区内之浙江省，划出为浙江监察区，请鉴核备案”，会议决议通过；[3](P604)于右任又呈：“请以蒋伯诚为监察院浙江监察使，并改以杨亮功为监察院福建台湾监察使”，会议亦决议通过。[3](P605)
“合福建台湾为一监察区”乃是台湾光复初期闽台“法缘”即政治法律层面上之闽台关系的重要史实。
闽台监察区设立后，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往来闽、台两地，工作相当活跃。例如，1947年2月，杨亮功以“闽高一分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张滇微”审判金门、厦门地区汉奸过程中“违法失职，行为不检”提出的弹劾案，经监察院“审查成立，移付惩戒；”[4](P160)又如，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杨亮功奉命赴台查办相关问题。[5]
附带言之。当时除监察院外，还有农林部以闽、台两地密不可分的关系，设置了“农林部闽台区渔业指导处”。
二
1945年10月18日，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执行委员会为“函请台童教养所仍归接办由”致函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谓：
查崇安台童教养所自廿三年九月份起由本部接管，现因本部迁台在即，为便利管理起见，拟将该所仍归贵府接管，除分电外相应函请查照办理，迳令该所遵照并希见复为荷。
此致
福建省政府主席刘书记长张兆焕[6]
台湾党部此函所提要求于理不合。按规则应向上一级部门提出、由上一级部门指令福建省政府是否接管。
对此，福建省主席刘建绪批示“不必接管”，并函复台湾党部。[6]
1947年2月25日，福建省政府电令崇安县政府：
社会处案呈崇安县台童教养所三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台逢字第166号代电略称：“查本所经费无着，奉命结束回台，借垫各款无法清偿，请准将本所财物中受（售）卖一部以所得价款清理债务”等情转呈到府，除饬公开招标变卖并向该县政府洽办外，合行令仰遵照，届时派员前往监视，仍将办理情形见报。此令。[7]
自此，“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台童教养所”之善后事宜得到妥当办理。
三
1945年9月4日，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秘书周召南致函福建省政府某官员，其文曰：
专启者。职随张主委赴漳小住旬日，拟即返里竣（俟）中秋后再来漳厦。此次承台湾义勇队聘为复员建设委员会委员，将来是否东渡尚在考虑中。支团文建会职务虚居其名，惭愧万分，倘东渡时当即辞去。兹有友人赵满源君任教靖师有年，前曾呈厅核准以代用教员任用有案，现拟检齐证件，呈请无试验检定为国文科教员，特为函恳宽予核办。舍弟召钦现正埋头整理诏中，嘱笔代为道候。
此叩请
崇安（黄主任秘书均候）
职周召南九月四日[8]
从信中“此次蒙台湾义勇队聘为复员建设委员会委员”一语看，台湾义勇队于战后在福建设立了“复员建设委员会”并招聘人员。
周召南，1905年生，福建诏安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士。曾任广东汕头市立女中、澄海县中教员，福建诏安中学校长，国民党广东党部主任干事兼代科长。1942年6月起任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秘书，1944年6月起兼任三青团福建支团文建会秘书、委员。
1945年9月21日，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向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出具保函称：
兹向福建省保安司令部保释台胞陈秋云乙名来队管训，嗣后该陈秋云行动由本队负责。[9]
1945年11月2日，福建军人监狱快邮代电称：
寄押犯陈秋云一名已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台湾义勇队总队保释管训，并由该队呈送保结到部，合电仰即将该陈秋云开释。等因，奉此，遵于10月31日开释饬该陈秋云迳往该队报到。[9]
据上记档案可知，台湾义勇队战后在福建有保释台胞陈秋云并吸收其入队的活动。
1945年11月7日，台湾义勇队队员黄坚等奉命从厦门搭乘“华光”号轮船撤赴台湾，途中遇轮船触礁沉没于漳浦县蜘蛛澳，队员15人遇难。1946年4月，《参加台湾义勇队队员黄坚家属请救恤》文称：
黄坚（又名印堂）原籍晋江县法石乡临海保后厝村人，于去年7月间参加台湾义勇队第二支队为少尉队员，旋逢国家胜利，该队奉派赴台工作，不意于11月7日由厦门起航渡台，中途遇风，8日驶至漳浦海岸，船被风浪摧破竟遭难身亡，遗下祖母年近九十，母六十余暨氏衰弱一身、幼女三人，六命一家无一可能生产。······[10]
四
1947年3月20日，福州市市长严灵峰分电福州警察局及其大根分局、仓山分局、台江分局、小桥分局，电文称：
本市警察局奉福建省保安司令部情仁字第62号代电开：“查此次台湾‘二二八’事件，台湾当局为维护治安、惩办首要，刻正在搜捕煽动暴乱之奸徒。为防止此项奸徒向本省潜逃起见，自文到日起，对于由台来闽船只及所载旅客应予严密注意。除分电外，仰切实遵照仍将奉文日期具报为要”。市长严灵峰（哿）军保。[11]
这是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反应，其时乃在台湾当局“刻正在搜捕”无辜之时也。
参考文献：
[1]汪毅夫.闽台区域社会研究[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
[2]汪毅夫.闽台缘与闽台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3]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9册（影印本）[Z].中国国民党党史馆,1996(3).
[4]闽台汉奸罪行实录[M].厦门江声文化出版社,1947.
[5]杨亮功,何汉文有.调查“二·二八”事件报告[A].蒋永敬.杨亮功年谱[C].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
[6]福建省档案馆:11－10－6994[Z].
[7]福建省武夷山市档案馆:2－11－95[Z].
[8]福建省档案馆:2－8－8426[Z].
[9]福建省档案馆:89－11－5084[Z].
[10]福建省档案馆:11－10－7368[Z].
[11]福建省福州市档案馆:908－08－106[Z].
文章来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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